受疫情影響，我國外經企業海外投資與經營活動相關風險提高，主要涉及政策、經濟、社區、勞務和法律風險五個方面。

(一) 政策風險

1. 病毒疫情政策風險主要表現

此次新冠病毒疫情影響海外投資活動的政策風險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針對人員的出入境管制措施，即項目管理人員或勞務人員受境內隔離或出入境管制影響，延遲或無法抵達項目所在國從事勞務或者經營管理活動(詳見勞務風險);二是針對項目設備或原材料進口的貨物貿易控制，包括港口清關管控、檢驗檢疫要求和強制物品征收或除害等，導致項目設備和原材料延遲入關，給已經處于建設期的項目執行或生產經營帶來風險。

2. 病毒疫情政策風險特點

本次疫情下政策風險有以下三個特點值得關注：

一是短期內，各國限制性和封鎖政策呈逐步收緊趨勢。在中國強有力的控制措施下，新冠病毒的快速蔓延給其他國家敲響了警鐘。美國、新加坡、意大利等相繼宣布國家緊急事態，新加坡當局于2月7日將該國疫情警報從二級“黃色”調至三級“橙色”。預計隨著疫情得到逐步控制，WHO解除PHEIC認定后，各國出臺的臨時性限制政策措施將呈現放松趨勢。

二是各國政策措施對項目的直接影響可能相對隱蔽。目前疫情已波及全球，各國政府、公共部門和私人部門可能出于對公共安全的擔憂，通過檢驗檢疫、停工排查、限制中國企業參與特定項目等隱性手段干預或征收中國企業投資項目。企業應密切關注東道國頒布的相應法律、條例和行政措施等相關政策法規。

三是從長期來看，本次疫情沖擊可能促使當前單邊主義和“去全球化”政策支持者借機發揮，形成長遠的負面影響。中美貿易談判第一階段協議的達成和英國“軟脫歐”的初步實現，使得2020年初暫時呈現全球化一片向好的態勢。然而，疫情的發生已經對這種正面作用大幅抵消。截至2月9日，國家移民管理局發布全球已經有127個國家對中國實施了出入境管制措施，主要涉及航班調整或取消、口岸及港口管理、簽證服務暫停等。政策導致的人員交流減少代表著以服務貿易驅動的高水平全球化模式受到影響。疫情帶來的東道國政策壓力將使中國外經企業融入當地社會經濟發展和營造良好營商環境的努力受到弱化，如果外國投資者形成對疫情等流行病的經常性預期，將提高項目建設和運營期風險成本，挑戰我國海外企業應對政策變動和運營策略調整的能力。若海外投資項目面臨長期政策不確定風險和供給沖擊，可能反過來減緩中國企業在全球產業鏈布局的進度，不利于中國企業的全球化進程。

(二) 經濟風險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響，短期內，我國外經貿活動受到較大沖擊，經濟第一季度面臨下行壓力。瑞銀集團和高盛集團分別下調中國經濟第一季度增長預測至3.8%和4%。據2020年WEF《全球風險報告》，短期經濟前景的不確定性來自于經濟停滯、投資下降、貿易沖突和債務。由疫情造成的中國經濟停滯，全球產業鏈中與中國相關的上下游均受到影響，2020年上半年全球經濟前景不確定性進一步增加(見下圖)。

數據來源：IMF，2018-2019年世界經濟展望

從長期來看，疫情對中國經濟的短期沖擊影響國內外經濟不確定性的程度，取決于世界各國經濟對中國經濟的依賴程度。根據麥肯錫的中國研究報告，從技術、貿易和資本的角度，世界對中國的依存度已高達1.2.而同期中國對世界的依存度為0.6.作為世界經濟的中堅力量，相比疫情的蔓延和升級，中國經濟對世界經濟貢獻的突然缺位或許將給全球經濟帶來更多的長期不確定性。

1. 宏觀經濟風險

中國作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第二大進口國和最大出口國，本輪疫情不僅對中國國內經濟產生影響，也必將對世界經濟和全球產業鏈布局產生沖擊，各國宏觀經濟不確定性增加。

作為世界上重要的制造業基地，中國已擁有全球最齊全的制造產業鏈集群，中國制造業已經深入到全球價值鏈體系。隨著我國產品在全球產業鏈的各環節滲透，區域間的經貿合作和相互依存關系不斷加深，形成了復雜的全球商品制造和交易網絡。在此全球化網絡中，當前疫情控制帶來的我國大量企業停工減產、工廠復工延遲，短期內生產活動停滯，將快速延伸到全球貿易和生產分工的其他鏈條和環節，直接和間接影響諸多國家相關產業和經濟體系的正常運行，需要企業密切關注項目所在國宏觀經濟波動。

從全球產業鏈來看，我國在垂直專業化分工的全球產業鏈中處于中間環節，位于全球生產分工體系中上游的關鍵位置。受此次疫情影響，跨國企業巨頭或許紛紛調整從品牌、中間品分包到產品銷售渠道的全球組織結構和供應鏈布局，這可能使以中間品生產和加工方式嵌入全球生產鏈的中國制造業陷入困境。疫情的影響將沿著國內生產分工體系向國際分工體系和全球生產鏈擴散，美國、印度、日本、韓國等全球生產聯系網絡中的重要國家將受到較大沖擊。

由于近年來我國企業已經將部分產能和供應鏈生產基地轉移到海外，企業在防范和化解疫情引發的局部經濟波動的同時，應順應全球供應鏈調整適時改變投資戰略，優化全球范圍內要素資源配置格局。這對我國外經企業進一步融入全球價值鏈，改變關鍵產業在全球分工體系下處于被動依附地位，既是風險，也是機遇。

2. 通貨膨脹及匯率風險

作為全球主要消費市場，中國此次控制疫情各項措施使境內和海外消費受到明顯沖擊，進而引發國內通貨膨脹壓力。據國家統計局最新數據，2020年1月CPI同比上漲5.4%，環比上漲1.4%。中國大宗商品指數(CBMI)較上月上升0.2個百分點，達到102.9%，連升至近十個月以來最高。受第一季度通脹壓力的影響，外經企業應警惕通脹攀升的風險，在項目可行性評估過程中，充分考慮通脹對項目經濟收益的影響。

從利率和匯率層面來看，為減輕經濟運行壓力，央行逆回購操作釋放流動性使隔夜、7天和3個月SHIBOR均有不同程度的下降，國債利率也呈下行趨勢。根據利率平價，國內利率下降將引發人民幣升值預期，國際市場上可能存在人民幣升值壓力，企業應注意避免外幣匯兌損失，適當對沖外幣匯率風險敞口，防范匯率波動風險。

3. 融資風險

新冠病毒疫情蔓延引發的經濟下行壓力傳導至銀行體系，將給銀行信貸需求和資產質量等帶來負面影響，銀行系統面臨的不確定性陡增。一方面，受中美經貿摩擦等內外部不利環境影響，2019年中國經濟處于結構調整期，全年經濟增速6.1%，為近三十年最低，銀行體系也因此出現大量貸款違約，銀行體系韌性面臨嚴峻考驗。根據壓力測試，標普集團預計疫情的持續發展可能導致今年我國銀行系統壞賬率高達6.3%，新增約8000億美元不良資產賬面價值。另一方面，受疫情防控措施影響，我國經濟供需兩端均受到嚴重沖擊。其中，中小企業受疫情影響最大，眾多中小企業面臨巨大沉沒成本壓力，庫存積壓、資金緊張等經營困難將另其經營性貸款壓力增大甚至出現違約，本地銀行不良資產壓力可能增加。據銀保監會表示，本次疫情將使小微型企業不良率有所上升，但整體對金融市場造成的影響可控。

銀行體系的資金壓力可能傳導至中國企業海外投融資業務，影響海外投資項目的融資空間和融資成本。目前，以銀行為主的金融機構密切配合各地政府對抗疫情，集中保障疫情防控重點企業的融資需求。鑒于當前我國銀行業缺乏充足的資本支持大幅信貸擴張，相應針對企業海外融資的資金空間可能受限。在央行釋放流動性的背景下，不少國內商業銀行通過降低貸款利率、結轉債務和免除相應費用等救助困境企業，國內貸款利潤空間受到擠壓，可能進而將利潤壓力轉移至海外貸款。對此，海外投資企業應做好融資預案和融資風險評估，應用多元化投融資工具，以免資金成本上升和融資鏈斷裂影響企業海外項目進展。

(三) 社區風險

隨著全球多發新型冠狀病毒感染肺炎確診和疑似病例，恐懼加劇了種族歧視和仇外心理。但是，多國政府呼吁本國國民停止與疫情相關的反華仇外情緒。比如，菲律賓總統杜特爾特呼吁國民停止因武漢肺炎煽動反華仇外情緒;印尼信息與通訊部長佐尼·帕拉德嚴厲打擊任何散播武漢肺炎的虛假新聞，及時控制民間反華情緒;德國聯邦經濟發展和對外貿易協會主席舒曼表示對我國防疫舉措的肯定，并對我國給予支持。雖然部分國家政府在控制反華情緒上作出努力，但仍應警惕借疫情釋放反華情緒和種族歧視的行為，對海外投資項目管理人員或勞務人員可能帶來的不良影響。

(四) 勞務風險

截至2月12日，已有131個國家和地區對中國籍人員采取了不同程度的入境管制措施，這些管制措施可能導致部分境外項目人員無法順利通關入境，給企業的海外投資活動帶來一定程度的勞務風險，具體包括以下幾方面。

入境限制。多數國家和地區對中國籍人員采取的入境限制主要包括隔離14天，禁止入境，拒絕登機等。這些措施均會對在建項目和新開發項目產生一定的影響，對于建設中項目而言，部分中方管理人員或勞務人員回國過春節，入境限制使其無法返回項目所在國，影響項目的實施進度或者工廠經營管理;對于新開發項目而言，入境限制會影響相關人員對海外項目現場考察或投標、談判。

人員簽證受限。目前，已有6個國家采取限制簽證措施。如捷克暫停開放中國簽證中心至16日，關閉武漢簽證中心;印尼暫停對中國大陸公民和入境印尼前14天內到過中國大陸的外籍人士的落地簽和免簽政策以及暫停發放相關訪問簽證和居留簽證;美國自2月3日起暫停所有赴美簽證服務，重啟日暫無規定;德國自2月3日起暫停所有簽證，預計17日重新開放;俄羅斯關閉在遠東地區的中俄邊境，并限制對中國公民簽發簽證等。

勞工政策限制。目前尚未有國家和地區出臺勞工政策限制。但是綠地投資中設廠等海外投資活動，需要大量勞務人員到場，不排除東道國政府出于對疫情的擔憂，臨時出臺縮減勞工配額等勞工政策。

國際各方對中國籍人員采取的不同程度的入境措施，其所帶來勞務風險的可能性和影響程度，在根本上取決于我們自身對本次疫情的應對及效果。基于此次疫情防控的及時性和力度明顯強于2003年非典時期，疫情大概率會在3-5月結束(樂觀估計)，入境管制限制帶來的勞務風險會有所降低，但仍應警惕疫情持續時間超出預期的可能性，入境管制措施持續時間較長，可能會影響境外新開發項目現場考察或參與投標、談判和境外已建設項目人員返場等方面，從而影響企業海外投資活動。

(五) 法律風險

本次疫情帶來的法律風險，主要包括履約風險和法律法規變動風險。

履約風險。由于各國針對中國籍人員采取入境管制措施和升級進出口檢驗檢疫管理，導致部分海外投資項目人員、設備物資無法順利通關入境，或者部分境外工程承包項目業主可能拒絕承包商與中國分包商和供應商簽署分包、設備供貨合同，最終導致我方無法按合同規定按時完成。履約風險發生的可能性和影響程度取決于各國法律對不可抗力的解釋，以及本次疫情的持續時間。

法律法規變動風險。海外投資項目所在國出于對疫情的擔憂，并且隨著疫情在所在國的發展變化，可能會頒布臨時性的法律、法令、條例或采取相關的行政措施，尤其是對于本身法律體系不完備的項目所在國，中資企業應警惕疫情導致的法律法規變動風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