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開放四十年無疑是中國現代歷史中創造財富最快的時期之一。根據CapGemini的數據，中國高凈值人士(指持有100萬美元以上可投資資產的人士)的數量從2006年的近18萬人增長到2018年的125.6萬人，共增加了6倍，并且未出現放緩的跡象——2016至2017年間人數增長11%。根據貝恩公司和招商銀行聯合發布的第五期《中國私人財富報告》，中國的私人財富已迅速增長至165...
改革開放四十年無疑是中國現代歷史中創造財富最快的時期之一。根據CapGemini的數據，中國高凈值人士(指持有100萬美元以上可投資資產的人士)的數量從2006年的近18萬人增長到2018年的125.6萬人，共增加了6倍，并且未出現放緩的跡象——2016至2017年間人數增長11%。
根據貝恩公司和招商銀行聯合發布的第五期《中國私人財富報告》，中國的私人財富已迅速增長至165萬億元人民幣(約合24萬億美元)，是2006年的六倍多。中國現有400多位億萬富翁，僅次于美國。而這些財富的創造者——中國第一代創業者們在走過三四十年的奮斗之后，陸續步入了“知天命”、“耳順”之年，他們創造并積累下來的大量財富也已經進入了代際傳承的關鍵時期。公開數據顯示，未來五至七年，約有300萬民營企業家會把家族財富傳遞到下一代手中。
如何讓財富按照自己的意愿順利妥當地傳承給下一代?家族信托在富人們當中日趨流行。據《中國家族信托行業發展報告2016》的數據，目前中國家族信托規模約為441.8億元。展望2020年，中國本土家族信托規模可達6275.5億元。
“中國高凈值人群對于家族信托的認識已經從‘WHY’發展到了‘HOW’的階段。”瑞致達(中國)董事總經理Sherrie Dai在接受《陸家嘴》雜志記者專訪的時候提到。“中國富人們對家族信托已經不陌生。” Sherrie Dai說，十幾年前，很多人一聽到家族信托，第一反應就是問“回報率是多少”，而現在高凈值人士更關注的是家族信托的結構。作為全球三大信托、基金管理與企業服務供應商之一，瑞致達有超過30年的全球信托運營經驗，覆蓋全球46個司法管轄區，管理資產規模達到2800億美金。自2007年進入中國市場以來，瑞致達見證了中國家族信托的成長歷程，在Sherrie Dai看來，在資產多元化、家庭成員身份多樣化的背景之下，離岸家族信托的設立熱潮還將持續。
越來越多的富人們傾向于設立家族信托來安排自己的資產。2019年1月12日，融創中國董事長孫宏斌在香港提交的文件里披露，已在2018年12月31日將手中大部分融創股權(市值約45億美元)轉讓給離岸家族信托基金South Dakota Trust Co.。
此前，龍湖集團董事會主席吳亞軍通過其設立的一只離岸全權信托基金，將自己持有的龍湖集團44%股權(市值約72億美元)，全部分派給自己女兒蔡馨儀設立的一只離岸全權信托基金。
達利食品董事長許世輝、周黑鴨當家人唐建芳都把財富轉移到離岸家族信托中，他們轉讓的目的也與接班人計劃有關。據不完全統計，在2018年就有超過15家在香港上市的內地民營企業通過離岸家族信托基金方式，安排各自的股權。相關信托計劃所控制股權市值接近2400億港元。
為什么中國富人們熱衷于設立離岸家族信托?Sherrie Dai指出，在過去十幾年間，中國富人們對財富的態度發生了很大的變化，而富有“中國特色”的中國高凈值家庭的特點，也讓離岸家族信托更受青睞。
“在十幾年前，中國的高凈值人群最注重的是投資回報率，當時他們更關注財產如何增值、如何投資能夠獲得更好的回報。” Sherrie Dai講述道，在近幾年，瑞致達接觸到的高凈值人群開始有了不一樣的需求，他們考慮更多的是如何在維持財富水平、保值的基礎上，對其進行合理的安排，將財富更好地傳承給下一代。
在上述國內第三方財富管理機構負責人看來，當前不少富豪之所以紛紛熱衷將資產轉入離岸家族信托基金，一個更現實的算盤，是將個人財富與企業經營風險隔離。
隨著金融市場劇烈波動與全球經濟增長不確定性驟增，越來越多中國富豪紛紛借助離岸家族信托基金規劃財富傳承與資產保值。
另有媒體報道，2018年年底共有4位中國富豪基于避稅與盡早規劃財富傳承的考量，將超過170億美元財富轉移到離岸家族信托基金。“事實上，離岸家族信托基金的作用不僅僅體現在財富傳承與稅收遞延兩方面，還能最大限度確保財富保值。”一位從事離岸家族信托業務的香港律師認為，在當前全球經濟發展不確定性增加的情況下，這種財富保值效應正日益被中國內地富豪看重。
近日，這位律師先后為多位內地富豪提供設立離岸家族信托的咨詢服務，整個業務量是2018年同期的3倍以上。在他看來，這些內地富豪之所以計劃盡早設立離岸家族信托，主要目的是在財富保值情況下盡早安排家族財富傳承規劃。
值得注意的是，盡管他提供的離岸家族信托基金架構只能在盡可能保本基礎上提供年化2%的收益，但不少內地富豪依然趨之若鶩。“某種程度而言，當前全球經濟發展不確定性與中國經濟下行壓力加大，正倒逼中國內地富豪的財富觀念發生驟變——從以往的追求高回報，向財富長期保值與個性化財富傳承轉變。”他直言。
然而，在內地富豪通過離岸家族信托實現財富長期保值與個性化財富傳承后，未來他們指定的受益人(中國籍)是否需繳納相應的個人所得稅或遺產稅，同樣存在著較大的不確定性。“目前中國新稅法并沒有明確說明是否將離岸信托資產的傳承納入應稅項目，這需要相關部門給出相關的操作指引。”一位熟悉中國稅法條款的國內第三方財富管理機構負責人表示。
在多位離岸信托架構服務提供商看來，當前越來越多中國內地富豪計劃將大量財富納入離岸家族信托基金，一個重要原因是當前全球金融市場劇烈波動，導致他們擔心家族財富正承受越來越大的投資風險。匯豐銀行最新統計數據稱，在匯豐追蹤的450只對沖基金中，去年僅有16只基金獲得正收益，占比不到4%。其中不少旨在為全球富豪家族資產創造超額回報的對沖基金更是遭遇業績滑鐵盧，比如瑞士蘇黎世Entrepreneur Partners公司旗下Trias L/S基金產品去年虧損26.9%，位于蘇黎世的大型主動資產管理集團GAM旗下對沖基金Cantab Capital2018年出現23.1%的投資虧損，貝萊德旗下BSF歐洲多元化股票絕對收益基金2018年也虧損19.9%。
“這是眾多全球富豪難以承受的財富損失幅度，驅動他們只能將離岸家族信托視為資產配置避風港，中國內地富豪也不例外。”上述從事離岸家族信托業務的香港律師透露，從2018年10月中旬美股大跌以來，向他咨詢設立離岸家族信托的內地富豪一下子增加不少。原先他每月會前往內地兩三次，向內地富豪解答設立離岸家族信托的各種疑惑，如今這個頻率變成每周一次。
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多方了解到，相比對沖基金等資管產品主要追逐超額收益，離岸家族信托基金的投資策略則截然不同——它主要將信托資產配置在高信用評級債券，以及跨周期的投資項目，在盡可能分散投資風險同時降低家族信托資產凈值波動性，實現財富的長期保值。甚至在瑞士，不少提供家族信托服務的私人銀行合伙人還承擔“無限責任”。若他們管理的家族信托資產短期內無法收復“失地”，他們需用自己的資產利潤補貼用戶家族信托資產的虧損，如此迫使他們在投資策略設定方面做到足夠嚴謹，最大限度提升家族信托資產的投資安全性。這位香港律師透露，在設計離岸家族信托基金實現財富長期保值時，他發現多位內地富豪還有其他的“算盤”。比如有位富豪擔心自己子女婚姻可能破裂，導致自己部分家族財富不得不分割出去，因此打算盡早建立離岸家族信托基金隔離上述風險，還有一位富豪打算財富隔代傳承(直接傳承給自己孫女)，因此想用離岸家族信托將孫女設定為指定的受益人，而不是他的子女。
值得注意的是，當巨額家族財富納入離岸家族信托基金時，是否需要補繳稅款，儼然成為不少內地富豪共同的疑惑。“此前不少內地富豪都詢問過類似的問題，他們知道，隨著中國稅務部門與其他國家按照CRS條款交換金融賬戶涉稅信息，他們海外離岸家族信托基金的資產狀況也會被曝光，存在被稅務部門追繳稅收的可能性。”這位從事離岸家族信托業務的香港律師透露，但他的回復是，通常離岸家族信托管理團隊在將出資人財富納入離岸家族信托前，都會審核出資人的財富來源是否合法完稅。除非出資人自己隱瞞部分財富的非法來源，否則稅務部門不大會要求離岸家族信托里的資產補繳稅收。
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了解到，相比補繳稅款，多位內地富豪更擔心的是，未來離岸家族信托基金受益人在得到這筆巨額財富時，是否需要繳納相應的遺產稅或個人所得稅。
“坦白說，目前中國新稅法也沒有明確是否將離岸家族信托基金資產傳承納入應稅項目，所以我們也只能等待相關部門出臺具體的操作指引。”前述律師坦言。事實上，是否需要繳納遺產稅或個人所得稅，很大程度與受益人國籍存在密切關系。若受益人屬于中國國籍，不排除根據中國相關稅法需要繳納相應稅收，但受益人也可以通過離岸家族信托實現稅收遞延，盡可能實現家族財富傳承最大化。
在上述國內第三方財富管理機構負責人看來，當前不少富豪之所以紛紛熱衷將資產轉入離岸家族信托基金，一個更現實的算盤，是將個人財富與企業經營風險隔離。
“尤其在房地產政策調控導致房地產企業經營壓力驟增的情況下，地產企業富豪的個人財富很可能隨著企業出現經營問題而大幅縮水。”他指出，比如很多地產企業創始人在融資類理財產品里承擔無限連帶擔保義務，若這類理財產品出現兌付逾期，金融機構有權凍結他們的個人資產(包括持有的公司股權)用于兌付本金利息。但當個人財富轉入家族信托基金后，它就不屬于地產企業創始人個人所有，因此金融機構如法炮制的操作難度大幅增加。
“這無形間對上述融資類理財產品的追償效力構成不利影響，因此近日部分嗅覺敏銳的金融機構會提前要求融資企業創始人不得在產品存續期間，將個人財富納入離岸家族信托基金里。”他直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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